参观曾家岩周公馆后感

  • 谁知道纪念1127活动后的心得体会怎样写啊?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国统区、港澳及海外地区的党组织和统一战线工作。红岩是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的驻地,与曾家岩50号周公馆、虎头岩新华日报馆并称“三岩”。所谓红岩精神,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于统一战线工作第一线(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一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它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的结晶。红岩精神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群体的精神,同时闪耀着这个群体的领导者和代表者——周恩来独特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的光辉。虽然“红岩精神”这个概念是南方局老同志们在几十年后提出来的,它的历史存在则是光彩夺目的事实。 让我们先引述一位美国外交官——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的费正清1943年9月9日的一段日记:“居住在周公馆里的共产党人做着一件与美国人交往的出色工作,他们以批判的眼光,现实主义的观点同美国人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他们现在随时有被捕并被投入集中营的危险,但他们仍然本着惊人的团体精神和坚定信仰照旧开展革命工作。”“他们经常学习,开展讨论和自我批评,在生活上同甘共苦……”日记里还说,在周恩来他们住的阁楼里,臭虫可能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也许会漏到床上,但他们的思想信念照旧如火如荼,绝不动摇。 这段文字的可贵,在于它是直接的观感,而且是当时的记载。虽然由于世界观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费正清的解释语言不尽准确,但他记述的事实是十分鲜明生动的。以红岩为中心,聚集起这样一个集体,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忠诚、执著、向往达到了如火如荼的炽烈程度;他们全然不顾恶劣政治环境的种种危险,随时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以惊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坚定的信念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刻苦学习,严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增强团结,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水平;他们视野开阔,用批判的眼光和现实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他们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却总是用平等的、尊重的、理解的态度同对方讨论问题,凭真理说服人;他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却总是意气昂扬,同甘共苦,充满生活情趣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岩精神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者,只有以爱国主义为旗帜、民族精神为感召,才能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民族责任感,从而达到最广泛的全民族的动员、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团结和奋起。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产生的红岩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民族精神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和发扬。它和延安精神一样,是现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最高典范。 红岩精神是时代精神。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成为贯穿于中华民族解放与振兴全过程的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高举的旗帜就是“抗日、民主”。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专制独裁、特务统治、官僚资本的虎噬鲸吞,为政治民主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红岩共产党人成为国统区人民感到无比亲切的民主思想、民主作风、民主精神的化身。 红岩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红岩精神中并不是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而是被吸收、升华,统一于共产主义精神之中。红岩精神中的民族精神,是结合于、统一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共产党人的党性中的民族精神;红岩精神中的时代精神,是上升到科学社会主义高度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优秀品质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工作实践中的坚持和发展。 共产党在国统区一无政权,二无军队,三缺金钱,靠什么赢得了多数人的同情、支持和帮助?南方局为何能做出如此辉煌的业绩,从根本上说,当然是靠党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在这个前提下,红岩共产党人展现出来的民主作风和人格力量,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重庆年代,我们习惯晚饭后到他(指周恩来)办公室里去。他的工作人员平等地参加谈话,不会被压制,意见受到重视。我曾经同美国的高级官员谈话,他们的下属像木头一样呆坐,噤若寒蝉。当然,如果与蒋介石谈话时,他的随员更只能挺直身子坐着,简直变得麻木了。周的情形是天渊之别。”“当然,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以及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辞、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责怪。” 这段摘自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回忆录中的文字,言简意赅地反映了红岩共产党人的民主作风。在国统区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中,周恩来深刻地指出:“惟有最能尊重人民公意的人,才是最富于民主思想的人,才是最能团结的人。”在党内,他告诫同志们:“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同你争论问题的风气。”他经常召集身边工作同志,同他们讨论重大问题,要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些重大问题并不只是我和党中央的同志要负责来考虑的,应该由你们,由全国人民大家都来动脑筋。假如大家不想,只让我们少数人想,万一想错了怎么办呢?” 基于这种民主思想、民主精神、民主作风,也由于当时环境的特点,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工作方法:“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这真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化境!许多民主爱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恩来及红岩共产党人的民主作风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猪鬃大王古耕虞1941年冬开始与周恩来交往。他晚年多次公开讲:“像我这样一个资本家,共产党要说服我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可是周总理有独到之处,他说服了我,使我越来越认识党、信任党,感到振兴中华,非共产党不可。”科学家李四光说:“我见到了周先生。我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红岩精神的巨大辐射作用和磁场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 周公馆的人文历史

    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小楼地处街巷尽头,右侧为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楼房内,中共代表团仅租赁了一、三两层,二楼的大部分和底层门厅旁的厨房,均为国民党人居住,真有左右内外夹击之势。
    1939年初,南方局考虑到办事处住房紧张,而曾家岩地处市区,靠近国民政府,会客访友和与各界人士接触都很方便,十分有利于开展工作,邓颖超遂以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租用了曾家岩50号主楼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对外称作“周公馆”,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彪、王若飞等人在渝期间也常住于此。在周公馆外面,距大门右边百米之遥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左边毗邻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周公馆的内 部环境也非常有趣,主楼的底层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为南方局租用,其余分别租给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秘书刘瑶章和国民党上层人士端木恺以及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这样就形成了国共两党人士同进一个院、共住一栋楼的有趣现象。住在这里的国民党人士虽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人员共同进出一个大门,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息,但互相几乎没有往来,却也相安无事,亦不失为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在底层会议室接见中外各界人士,周恩来同志更是经常在此会见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
    1946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中共代表团、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大部分人员离开重庆前往南京。曾家岩50号又成为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身份率上述两机关人员驻节于此,与国民党重庆当局保持联系,并全面领导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
    1947年2月28日深夜,国民党重庆当局突然出动数百名军警宪特,武装包围了这里,无理查封公私财物,强迫集中中共在渝公开人员,软禁中共代表吴玉章和联络处、省委机关及化龙桥等处《新华日报》社人员达十天之久。经过吴玉章的坚决斗争和据理强求,最终中共驻重庆和成都两地人员分别于3月8、9两日乘机胜利返回延安,《新华日报》昆明分销处人员亦随后抵延。
    1958年11月董必武同志故地重游,曾幽默地作诗记其事:“八年抗日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在二楼和三楼,分别有董必武、叶剑英同志的办公室。
    1958年董必武重返曾家岩50号时,曾题诗一首“八年抗战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周公馆当年的内外环境。尽管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内外环境如此复杂险恶,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八年如一日,支持战斗和生活在这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和巩固而不懈努力。

  • 曾家岩的介绍

    曾家岩50号又称“周公馆”,位于渝中区中山四路,是当年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

  • 曾家岩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曾家岩50号又称“周公馆”,位于渝中区中山四路。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小楼地处街巷尽头,右侧为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想当年,周恩来同志就在这大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中,从容不迫地开展工作,表现了一代伟人的胆略和气魄。
    我只找到了这个。算是周恩来的私人办公地点吧

  • 谁知道纪念1127活动后的心得体会怎样写啊?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国统区、港澳及海外地区的党组织和统一战线工作。红岩是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的驻地,与曾家岩50号周公馆、虎头岩新华日报馆并称“三岩”。所谓红岩精神,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于统一战线工作第一线(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一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它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的结晶。红岩精神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群体的精神,同时闪耀着这个群体的领导者和代表者——周恩来独特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的光辉。虽然“红岩精神”这个概念是南方局老同志们在几十年后提出来的,它的历史存在则是光彩夺目的事实。 让我们先引述一位美国外交官——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的费正清1943年9月9日的一段日记:“居住在周公馆里的共产党人做着一件与美国人交往的出色工作,他们以批判的眼光,现实主义的观点同美国人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他们现在随时有被捕并被投入集中营的危险,但他们仍然本着惊人的团体精神和坚定信仰照旧开展革命工作。”“他们经常学习,开展讨论和自我批评,在生活上同甘共苦……”日记里还说,在周恩来他们住的阁楼里,臭虫可能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也许会漏到床上,但他们的思想信念照旧如火如荼,绝不动摇。 这段文字的可贵,在于它是直接的观感,而且是当时的记载。虽然由于世界观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费正清的解释语言不尽准确,但他记述的事实是十分鲜明生动的。以红岩为中心,聚集起这样一个集体,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忠诚、执著、向往达到了如火如荼的炽烈程度;他们全然不顾恶劣政治环境的种种危险,随时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以惊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坚定的信念开展革命工作;他们刻苦学习,严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增强团结,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水平;他们视野开阔,用批判的眼光和现实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他们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却总是用平等的、尊重的、理解的态度同对方讨论问题,凭真理说服人;他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却总是意气昂扬,同甘共苦,充满生活情趣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岩精神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者,只有以爱国主义为旗帜、民族精神为感召,才能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民族责任感,从而达到最广泛的全民族的动员、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团结和奋起。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产生的红岩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民族精神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和发扬。它和延安精神一样,是现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最高典范。 红岩精神是时代精神。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成为贯穿于中华民族解放与振兴全过程的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高举的旗帜就是“抗日、民主”。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专制独裁、特务统治、官僚资本的虎噬鲸吞,为政治民主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红岩共产党人成为国统区人民感到无比亲切的民主思想、民主作风、民主精神的化身。 红岩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红岩精神中并不是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而是被吸收、升华,统一于共产主义精神之中。红岩精神中的民族精神,是结合于、统一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共产党人的党性中的民族精神;红岩精神中的时代精神,是上升到科学社会主义高度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优秀品质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工作实践中的坚持和发展。 共产党在国统区一无政权,二无军队,三缺金钱,靠什么赢得了多数人的同情、支持和帮助?南方局为何能做出如此辉煌的业绩,从根本上说,当然是靠党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在这个前提下,红岩共产党人展现出来的民主作风和人格力量,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重庆年代,我们习惯晚饭后到他(指周恩来)办公室里去。他的工作人员平等地参加谈话,不会被压制,意见受到重视。我曾经同美国的高级官员谈话,他们的下属像木头一样呆坐,噤若寒蝉。当然,如果与蒋介石谈话时,他的随员更只能挺直身子坐着,简直变得麻木了。周的情形是天渊之别。”“当然,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以及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辞、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责怪。” 这段摘自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回忆录中的文字,言简意赅地反映了红岩共产党人的民主作风。在国统区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中,周恩来深刻地指出:“惟有最能尊重人民公意的人,才是最富于民主思想的人,才是最能团结的人。”在党内,他告诫同志们:“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同你争论问题的风气。”他经常召集身边工作同志,同他们讨论重大问题,要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些重大问题并不只是我和党中央的同志要负责来考虑的,应该由你们,由全国人民大家都来动脑筋。假如大家不想,只让我们少数人想,万一想错了怎么办呢?” 基于这种民主思想、民主精神、民主作风,也由于当时环境的特点,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工作方法:“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这真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化境!许多民主爱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恩来及红岩共产党人的民主作风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猪鬃大王古耕虞1941年冬开始与周恩来交往。他晚年多次公开讲:“像我这样一个资本家,共产党要说服我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可是周总理有独到之处,他说服了我,使我越来越认识党、信任党,感到振兴中华,非共产党不可。”科学家李四光说:“我见到了周先生。我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红岩精神的巨大辐射作用和磁场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 周公馆的人文历史

    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小楼地处街巷尽头,右侧为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楼房内,中共代表团仅租赁了一、三两层,二楼的大部分和底层门厅旁的厨房,均为国民党人居住,真有左右内外夹击之势。
    1939年初,南方局考虑到办事处住房紧张,而曾家岩地处市区,靠近国民政府,会客访友和与各界人士接触都很方便,十分有利于开展工作,邓颖超遂以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租用了曾家岩50号主楼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对外称作“周公馆”,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彪、王若飞等人在渝期间也常住于此。在周公馆外面,距大门右边百米之遥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左边毗邻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周公馆的内 部环境也非常有趣,主楼的底层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为南方局租用,其余分别租给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秘书刘瑶章和国民党上层人士端木恺以及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这样就形成了国共两党人士同进一个院、共住一栋楼的有趣现象。住在这里的国民党人士虽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人员共同进出一个大门,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息,但互相几乎没有往来,却也相安无事,亦不失为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在底层会议室接见中外各界人士,周恩来同志更是经常在此会见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
    1946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中共代表团、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大部分人员离开重庆前往南京。曾家岩50号又成为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身份率上述两机关人员驻节于此,与国民党重庆当局保持联系,并全面领导云、贵、川等西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
    1947年2月28日深夜,国民党重庆当局突然出动数百名军警宪特,武装包围了这里,无理查封公私财物,强迫集中中共在渝公开人员,软禁中共代表吴玉章和联络处、省委机关及化龙桥等处《新华日报》社人员达十天之久。经过吴玉章的坚决斗争和据理强求,最终中共驻重庆和成都两地人员分别于3月8、9两日乘机胜利返回延安,《新华日报》昆明分销处人员亦随后抵延。
    1958年11月董必武同志故地重游,曾幽默地作诗记其事:“八年抗日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在二楼和三楼,分别有董必武、叶剑英同志的办公室。
    1958年董必武重返曾家岩50号时,曾题诗一首“八年抗战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周公馆当年的内外环境。尽管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内外环境如此复杂险恶,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八年如一日,支持战斗和生活在这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和巩固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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